人死后与谁共葬，不仅是对个人生前关系的体现，也揭示了他们在世时所处的社会状态与文化背景。生死相依、同生共死的选择，往往代表了生者与死者之间深厚的羁绊和共鸣。然而，令人惊讶的是，在我国已发现的原始社会墓葬中，并没有出现配偶合葬的现象。无论是在宝鸡的北首领、西安的半坡，还是在临潼的姜寨等地，考古学家发掘出的原始社会墓葬，死者的排列通常是成排埋葬的，反映了他们当时以血缘为纽带的紧密联系。墓中有些是单人独葬，有些是男女分开葬，而在半坡遗址中，发现了两位壮年男子的合葬墓，以及四个少年女子合葬的例子。山东兖州王因遗址发现的22座合葬墓中，有17座为同性合葬。 这种未见配偶合葬的现象，表明在那个时代，夫妻制度尚未确立，或者说，夫妻的社会关系在当时并不稳固。死者往往被葬在自己所属的氏族墓地里，而非与配偶共同安葬。这一考古发现，从侧面印证了在那个时期，母子关系相对固定且明确，而父子关系则显得更加模糊甚至不固定。更为有趣的是，即使在现代一些少数民族的墓葬中，亦可以观察到类似的情形。例如，未实行一夫一妻制的纳西族人，也没有配偶合葬的情况。 在这些原始墓葬中，死者的埋葬方式与氏族之间的关系密切相关。墓地内部按照辈分和性别进行排列，长辈在上，晚辈在下，女子安葬于右，男子则在左。这种分布秩序，反映了早期社会的血缘关系和性别角色的明确划分。然而，一旦发生迁葬，所有的个体就被统一安放在合葬坑内，不再区分年龄、辈分，彰显了当时社会结构的相对松散与混乱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完全没有配偶合葬现象，进一步证实了远古时期并不存在一夫一妻制的制度。 原始社会的两性关系，也呈现出一种杂乱无序的状态。从事后学者的研究来看，这种杂乱交配的状态，一直延续到了氏族的形成。有学者认为，在早期的杂乱性交后，社会内可能开始出现血缘婚的现象，也就是在一个群体内，按辈分划分，某些性别结合会被允许，而不同辈分则被禁止结合。许多传说和历史记载似乎支持这一观点。例如，伏羲与女娲作为兄妹，因人类面临灭绝危机，最终结合成婚，生育子嗣，延续了人类的种族；而高辛氏帝喾的女儿与盘瓠结合，并生育了六男六女，之后这些子孙彼此通婚。这些神话故事，以及云南纳西人的类似婚姻实践，似乎在某种程度上印证了血缘婚的存在。 然而，从更多的历史记录与实际案例来看，我国古代并不存在严格的血缘婚。尤其是在进入文明社会之后，关于乱伦和血缘婚的事件并不鲜见。《左传》中的多次乱伦事件，包括卫宣公与庶母夷姜、晋惠公与庶母贾君，均可视为对血缘婚的有力反驳。在汉代，王昭君先嫁给匈奴的单于呼韩邪为阏氏，之后又嫁给呼韩邪的儿子，这一做法体现了早期民族社会对婚姻形式的灵活性。此外，突厥人和党项人等少数民族也存在着类似的跨辈结合的现象。这些历史记载和现实例子，都揭示了一个重要事实：在人类早期社会，婚姻与亲情的界限并不像后来的社会制度那样严格划分。 在我国少数民族中，仍然可以找到一些类似的文化现象。例如，在云南西双版纳地区的基诺族，甚至会出现不同辈分的亲戚结婚的情况。不同于现代社会的严格伦理约束，这些民族的婚姻往往看重的是年龄辈分，而非血缘辈分。傈僳族在守谷子秋收季节，不分长辈晚辈地共同生活，甚至相互之间有较为松散的性别关系。而最为典型的，便是纳西族的多样化婚姻形式。在纳西族中，母女可以与同一伴侣结婚，舅甥、姨侄、舅母与外甥等各种不受辈分限制的结合方式，都是完全接受的。这些例子表明，纳西族的社会结构与其他少数民族类似，不受辈分的婚姻形式根深蒂固。 不仅如此，纳西族在称谓上也体现了这一特点。长兄与舅舅常常是同一称呼，其他家庭成员之间，称谓并未严格按照辈分区分。而类似的情况在其他少数民族中也有所反映。例如，在新疆的某些民族中，父兄、舅等长辈都被称为阿哥，而弟弟、侄子等则统一称为弟，这些称谓的混乱与不拘泥辈分的婚姻观念紧密相连。 从这些历史与民族学资料中，我们可以推测，在氏族社会出现之前，人类社会并未形成清晰的男女结合的辈分规范。在原始社会，男女间的性关系较为自由，缺乏后世规范与伦理约束。随着人类社会化的进程，才逐渐出现了对婚姻与性别的礼仪、规范与道德约束，逐步形成了如今我们所理解的婚姻制度与家庭观念。